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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维·皮林:中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,比GDP体现出来的更高吗?
2020-08-19 08:51:00
 一直以来,GDP崇拜弥漫在全球各国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脑海中,今年的一场疫情,又将各国GDP崇拜打回原形:股市熔断、金融崩盘、经济负增长。GDP这一衡量标准还能反映全球经济的实际情况吗?后疫情时代,我们该如何看待各国GDP的滑落?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非洲版主编、亚洲版原主编戴维·皮林(David Pilling)的著作《增长的错觉》中文版,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。本书认为,GDP已经不足以反映这个世界的发展程度,以及各国民众的真实生活水平。观察者网就相关话题对作者进行了采访。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非洲版主编、亚洲版原主编戴维·皮林(David Pilling)

【采访/观察者网 张广凯】

观察者网:您在书中批评了对GDP增长的盲目崇拜,眼下的新冠疫情可以视为最新论据吗?GDP世界第一的美国,为什么反倒成了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国家?除了特朗普当局的政策失误之外,贫富分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?

皮林:的确,美国是全球GDP最高的国家,而且它对新冠危机的应对也确实混乱不堪。不过在我看来,即使是那些最坚定地支持用GDP来衡量经济实力的人也不会认为,GDP所呈现的强大经济就一定能保证正确应对疫情。(大家还应该看到,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,从人均GDP来看,美国的65000美元明显低于瑞士的83000美元,而瑞士的疫情应对就做得不错。)

美国在危机面前的毫无章法有很多原因,比如特朗普政府对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不信任。不平等当然也是糟糕表现的原因之一,穷人更多的生活在拥挤、多代人混居的住房里,而且往往从事一线工作,这都让他们更容易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中。在疫情之下,生病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,而且会导致更多人感染,基于支付能力的医疗体系不可能表现良好。

所以我的结论是,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,GDP更高的经济体会拥有更多应对疫情的资源。但是GDP无法衡量政府在危机时期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尽职程度。

观察者网:很多人论证私人医疗优于公共医疗时,是否也犯了GDP崇拜的错误?疫情之后,全球需要大幅提高公共医疗体系的地位吗?

皮林:当然,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。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医疗都是私有化的,但是大多数行之有效的医疗干预,不管是清洁饮水还是疫苗,本质上都具有公共属性。如果从GDP的口径来看,美国的医疗产业十分臃肿,充斥着非必要支出,以及大量诉讼和保险费用。但从公共健康角度,美国医疗远没有这么发达,要做的还有很多。

观察者网:拥有庞大NHS系统(国家医疗服务体系)的英国,为何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显得动作迟缓?您的书中提到,提高公共医疗对经济的贡献量的方法只有一个,就是使其效率变低,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?

皮林:英国的例子显示出,人们在面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时,会犯下多少错误。英国选择了一条跟其它国家不同的应对之道。政府很晚才意识到,冠状病毒的传播跟流感是不同的,而且在判断感染病例的增长速度时也犯了很多低级错误。这导致英国的封城令来得太晚了。有些给政府提供建议的科学家看上去也负有责任。然而必须指出,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个人的政客本能和意识形态信仰,也是阻碍政府作出正确反应的重要原因,他非常不情愿为了公共健康去牺牲经济增长。而且,除非到了绝对必要的时刻,他不愿意限制民众外出的自由,对于这一点我倒是多少有点赞同。实际上,英国的NHS表现得很好,只是问题后来出在了养老机构,导致了成千上万的老人死亡。

戴维·皮林新著《增长的错觉》,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观察者网:金融业的疯狂膨胀,是GDP崇拜带来的最糟糕后果吗?您书中给出一个数据说,英国银行的总资产中,实际借给企业和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资产仅占3%,是否意味着绝大多数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贡献不大?

皮林:是这样的。银行的职能是储存货币和释放资本,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。但是当它们进入投机领域的时候,问题就产生了,尤其是当它们对经济体产生了系统性的重要影响,“大到不能倒”的时候。平时的利润都被银行拿走了,可是一旦出现危机,纳税人还要掏钱为它们接盘,这进一步鼓励了投机和过度的风险偏好。

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很对,如果银行业本身被视为一个重要行业,就会造成巨大麻烦。银行本来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,一旦你认为银行活动本身具有重要性,就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。银行应当保持财务健康,并且足够小,以免在其破产时导致整个大厦崩塌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我们在束缚银行的双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,但是我觉得恐怕还不够。或许用不了多久,我们又会见证一场由投机导致的银行业危机。

观察者网: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,是否很难用GDP这样的统一标准来衡量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?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,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,发展水平可能被低估了?现在中国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水平非常满意,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,比GDP体现出来的更高吗?

皮林:我不认为这么说有什么证据,尽管中国确实很大,但是各省只要愿意,完全有能力收集和处理GDP数据。在这一点上,中国跟其它国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其实我想说的是,GDP可能低估了世界很多地方的生活水平,尤其是科技发达的地区。例如,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口袋里都装着一台强大的计算机,也就是智能手机,而他们的祖辈们完全没有享受过,因为当时智能手机还没被发明出来。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一样,GDP在衡量诸如抗生素和高铁这类创新带来的贡献时,往往无能为力。所以,那些能够享受到这些科技进步的人们来说,他们“实际”的生活标准可能比官方数据呈现的更高,尤其是跟祖辈相比较的时候。

另一方面,GDP也未能体现出“负外部性”——糟糕的空气质量、河流污染,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降低。从这一层面来说,尽管有些人没有智能手机,仍然可能活得更好。这完全取决于你更珍视哪种生活。当然,也很少有人会觉得,空气污染是一种生活质量的加成。

观察者网:现在发达国家的人们经常说,应该把不平等、环境破坏等问题纳入对经济增长的评价,但这个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太高了呢?在国际政治实践中,西方国家常常把环境保护等议题作为武器,用来压制其它国家的发展,是否把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?

皮林: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这种观点,但我觉得人们有时候强调过度了。的确,如今的富裕国家,以及正在变富的国家,都经历过一段“肮脏”的产业阶段。后来,他们通过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,并且将污染行业外包给贫穷国家,实现了本国的清洁。

一些贫穷国家,尤其是非洲国家,非常强调这一点。为什么你们这些富国都曾经受益于重污染产业,却要求我们放弃开采煤炭和石油?你们执迷于环保,是否只是为了“拆掉梯子”,让我们永远不得翻身?

但是你不能过于执着于这个角度。如今,正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,可以让贫穷国家跳过高污染阶段走向繁荣。他们不仅可以这么做,并且应该这么做,因为通过应用现代科技,他们还获得了对发达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。

对于你的问题,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,当我们讨论诸如二氧化碳排放这类问题时,采用人均数据是非常重要的。从总量来看,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碳排放国,但如果看看人均数据,印度人均碳排放只有1.7公吨,大概是中国(7.5公吨)的五分之一,美国(16.5公吨)的十分之一。想要进行公平的讨论,这是个起码的基础。我在书中也提到,数字往往是无辜的,但你要谨慎地利用它们。

  编辑:薛培培